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是怎样诞生的？
有部老电影叫《英雄小八路》，1960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，周郁辉编剧。该片的主题歌是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。影片上映之后，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的歌声如大鹏展翅，在全国各地飞扬，歌曲广为流传，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，因此获得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。1978年，共青团中央广泛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，将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。它的曲作者就是寄明。这歌曲震撼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心灵，鼓舞孩子们健康成长，为美好的未来发愤图强。
寄明是位充满母性光辉的作曲家。她是从旧社会污泥浊水中挣脱出的新女性，她懂得什么是真爱，她寄希望于明天，所以改名为“寄明”。
寄明创作的《少年，少年，祖国的春天》（李幼容词）在1976年—1981年全国少儿歌曲比赛中获歌曲优秀奖；1986年又被评为全国红领巾喜爱的歌；1991年第一届“当代少年儿童喜爱的歌“评比中又以众多选票获奖。这样一首歌曲在社会极大变化的15年中，没有包装，没有着意炒作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、感染力，可见与少年儿童的心灵碰撞产生了多么大的效应！
她写的《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》（陈宏明、王林然词）、《好阿姨》（于元词）、《台钟的声音多么奇妙》（陈克词）等歌曲，节奏、节拍，旋律极具个性，明快、清纯，都和少年儿童的心灵共鸣着，这就是一代代少年儿童传唱的原因。
寄明于1917年出生在苏州城里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中，她当时的名字叫吴亚贞。她16岁以琵琶专业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，后来又跟俄国教授学钢琴。然而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，炸飞了她的琵琶，敲碎了她的钢琴。她彷徨过，痛苦过，曲曲折折的人生感悟，使她从大西南辗转到了延安。1942年1月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也是这一年，重庆的一位爱国人士送给周恩来同志一架德国造钢琴，这可是当时延安的一件稀罕物，谁会摆弄这洋玩意儿？林伯渠同志知道寄明称得上钢琴演奏家，于是把寄明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鲁艺。上级规定，只有三个人有资格弹这架钢琴，其中两人就是寄明和她后来的丈夫瞿维。
那时候的延安胸襟开阔，诚心诚意吸纳百川，欢迎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科学知识，容纳一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士，真是革命的熔炉。在这种特定的氛围中，中华民族音乐之魂《黄河大合唱》（冼星海作曲）、歌剧《白毛女》（马可、瞿维、张鲁、焕之、向阳作曲）等一批优秀作品诞生了。寄明和瞿维都是音乐科班毕业的专门人才。在延安的重大场合的共同演出中，他们把贝多芬、肖邦、韦伯、门德尔松这些作曲家的美妙音乐介绍到延安。
延安的这架钢琴成了“红娘”，瞿维和寄明结成了革命伴侣。
1935年，瞿维和寄明一起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。毛泽东同志亲切地询问他们的情况，寄明回忆道：“当我握住毛主席那双温暖的大手时，内心的激动达到了极点。”尤其当毛主席举出自己深入工农群众后情感变化的实例时，寄明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必经之路是什么。她走出琴房，热情学习陕北民间音乐，并开始用这古朴的音乐素材，丰富自己的创作。这种深入民间采风的工作精神贯穿了她的一生。
无论是在东北鲁艺，还是在电影制片厂，她都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收集、整理、分析研究。她先后为二十多部电影作曲，如《平凡的事业》、《李时珍》、《金沙江畔》、《鲁迅的故事》、《英雄小八路》等等，她对导演要求音乐的起止认真极了，甚至几尺几格地记清楚，还掐着秒表计算音乐需要的时间。赵丹被她的工作热情所感动，说：“这样又干革命又懂音乐的延安干部才是真正的革命者。”
文化大革命中，造反派把寄明拉到台上批斗，可她坚决不低头，也不说话。她的头被按下，抬起！按下，抬起！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平时谦和温柔，待人厚道的寄明。
在寄明人生旅途最后的13年，脑萎缩开始了，这是老年痴呆症最严重的那一种。开始，她记忆力衰退，什么都用笔记下来，后来，这都不行了。不能走路时，瞿维扶着妻子每天早晚外出散步，逐渐这也不行了。听觉，语言能力丧失还不算完，连肌肉都没有支撑的力量。到1991年，她就像婴儿一样，完全要别人护理了。瞿维和寄明开始共同向命运作抗争，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页。瞿维用自己不屈的坚韧帮助妻子同疾病做斗争，同时亲自编写《祖国的春天——寄明少儿歌曲选》一书。
1993年，也就是寄明生病的第10年，瞿维完成了《黄土情》交响乐的创作。当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此曲时，观众席里许多人流下了热泪。
